III.  白色恐怖

 

3.  新店軍人監獄

​作者：劉心心

 

    在那些拷問或被捏造罪名的犧牲者中，若還有人能幸運地存活下來，他們所要前往的並不是收容一般民間罪犯的監獄，而是位於軍方管理下的軍人監獄。大體而言，軍人監獄可分為兩種，一種位於台灣本島內，另一種則是設在離海小島的火燒島監獄。若是到了火燒島，即使在漫長服役期間裡碰上父母臨終之際，據說也無法回去見親人的最後一面，甚至連平常也無法擁有會面家人的機會。偶而會有人在服役到一半時被送回台灣，但通常都是有更殘酷的刑罰在本島等待著，好比說槍斃就是一種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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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親在到達看守所後，又先在台北附近的幾個監獄間被轉來轉去，最後才被帶到台北縣內的新店軍人監獄。在那間監獄每星期一次的會面日裡，我們家人一定會帶一些慰問的食品給父親。比起在離海小島上又幾乎沒有辦法和家人見面的火燒島監獄，可以會面是新店軍人監獄稍微好一些的地方。然而如此好處也只是住在台北近郊的人們可以享有的機會，對於住在其他地區的人而言就並非如此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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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店的軍人監獄裡收容許多和鐵路事務有關的人。由於鐵路人員幾乎都只有微薄月俸，當一家的經濟支柱被帶捕入獄，可以想見家中經濟狀況會是多麼困苦。特別是在當時社會，大家都不想和政治思想犯的家人有所瓜葛，就連那些家人要找工作也會有困難。於是在總算能勉強維持三餐溫飽的情況下，還能從交通不便且距離遙遠的南部到台北的監獄來會面，真正可以做到如此的人在當時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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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帶一提，當時即使政治思想犯在結束漫長刑期回到家鄉後，一旦他找到工作，馬上就會有警察來調查。此時害怕被連累的雇主會馬上就解雇對方。或是當他租好房子搬到房間後的隔天，馬上又會有當局的人來調查，結果一樣害怕被連累的房東又會要求他搬出去，結果出獄後的生活仍是非常艱苦。當事人不僅被當局命令要定期去報到，還時常會被監視，而我的父親也被包含在如此調查對象之內，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被尾隨跟蹤。到後來可以出國的時代，出國前也一定要先報告旅行的目的與期間。當時父親都已出獄二十多年，只是前往美國參加孫子的結婚典禮，卻連當天會場內誰唱了什麼歌，都在事後被呈報上去(當時唱的是一首名叫「望君早歸」的台灣民謠，表達妻子苦苦等待丈夫外出旅行歸來的心情，是被當局禁止演唱的歌曲。實際上這是眾人在默禱後，希望犧牲者們能夠早日恢復自由身而一起合唱的歌曲。)。或是有一次父親去日本旅遊，在他回程抵達松山機場時，原本要迎接父親的我不巧有些遲到，等不及的父親正準備自行搭計程車回去的事情，也被跟蹤的人呈報給當局。被當局揭露所有行蹤的父親在聽到這些內容後，據說以非常挖苦的口吻回覆對方：「既然都一直跟在我後面了，就順便用你們的車把我送回台北市內不是很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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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前往新店的軍人監獄時，需先搭乘台北市內的公車到新店，穿過有名的新店大橋到達對岸，往山裡更深處的安坑走，再從安坑外圍沿著山壁向前，而後會先抵達一條狹窄山路，寬度勉強可容一人通行，且在白天也非常昏暗。沿著這條山路往上攀登，就可發現在如此偏僻的地方，道路旁邊的山壁到處被挖得像豎立起來的修長祠堂，沒有名字也無人祭拜的骨灰罈，就大剌剌的到處鑲嵌在裡面。那些線香究竟是骨灰罈放進去時燃燒剩下的殘餘，還是後來憐憫如此悽慘狀況的路人再替這些死者上香後所遺留下的，總之也不知最後留下的是幾年前的線香，然而線香燃燒殆盡後留下來的紅色香柱寂寞地被插在骨灰罈前的地面，身上沾滿了髒汙。穿過山路後，便會看到像是臨時被拓寬出來的寬廣視野。在此之前走過的山路，一邊是山壁的斜坡，另一邊則是在下方三公尺左右的地方有著外觀貧脊的小塊田地，雖然位置偏僻，卻也讓人感受到此處有人煙。但事實上那是只有遍地紅土的曠野，連一樹一草都沒有生長。穿過這段山路時，夏天會因嚴酷日曬而汗流滿身，冬天則有山風吹下而使人凍僵。但是只要穿越此處，就總算能抵達位於山丘上的監獄。圍繞在監獄四周的水泥牆高大的讓人必須抬頭仰望，而當我看到牆壁正面高舉「軍人監獄」四個字的匾額，我想到故事中鬼島的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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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會面手續的「櫃台」，其實就是緊閉的大門旁邊所設置的小窗口，想要會面的家屬會將受刑者的名字與號碼告訴在負責辦手續的人，因為在監獄裡面都是用號碼來稱呼受刑者。

    當這道程序結束後，便是很漫長、很漫長的等待──等到窗口裡的人有興趣處理的時候。雖然大致上有規定什麼時間可以會面，但是規定通常都不會被遵守，有時從早上開始等待，直到傍晚太陽落下，也都沒有任何人出現。牆壁外是完全露天的空間，不要說沒有任何遮蔽風雨的屋簷，就連一顆可遮擋刺人豔陽的樹木也沒有，當然也沒有食物和水，只有裸露的大地不斷延伸出去。我們只能坐在那些看似在開墾時被遺留下來的，表面較沒有凹凸的大小平坦石頭上，頂著頭上艷陽的照射，一直靜靜地等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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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次夏日，終於發生了一位穿著台灣服飾的老婦人昏倒的意外。老婦人為了見被逮補的兒子一面，放下農田的工作從南部的鄉下出發，在天還未明的時候就靠著手電筒趕路到火車站，花了一整天才總算抵達。大概連飯也沒有好好吃，身上的水也喝盡了吧。比起我們用三輪車穿越那座大橋和漫長山路，也許她是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來的吧。周遭的人喊著「有人中暑了」，並急忙地替她打起陽傘或用圓扇搧風，想辦法要幫助這位婦人，然而她卻還是沒有醒過來。小窗口裡的人雖也探出頭來看發生了什麼騷動，卻一副事不關己的表情，馬上就把窗戶關了起來。如果用現在的常識來判斷，即使不馬上飛奔過來，也會有人去敲窗戶來請求協助治療。但是在當時並沒有人想到如此作法，就算想到了，也不會有誰認為對方會願意幫助。對他們而言，受刑者的家屬也是有罪的人，大概也因此沒有想到要將家屬當成一般人來對待吧。就在此時，一位男性突然將昏倒老婦人腳上的鞋子脫下，且突然對著那赤裸的腳一口咬下去。或許他咬下的地方剛好是穴道，在驚愕不已的眾人面前，老婦人因為如此一咬便醒了過來。然而看到那赤裸且解開纏足的腳板尺寸，以及粗糙的台灣服飾，便可得知她的年齡與生活情形。誰會想到要去咬那在盛夏酷日中走了一天的腳呢？到了此處後已沒有身分、貧富或男女之別，大家都是被囚禁者的家屬。眾人的想法都一樣，只是擔心被抓到鬼島裡的家人。儘管憂愁與疲憊都已顯現在臉上，我們還是互相扶持，為了可以會面的那一刻而等待好幾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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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大門終於打開，大家都急忙趕上前去。打開大門後裡面是廣場，位於廣場正面的高大建築物則是監獄。正面玄關的部分或許是為了保持威嚴，是建造在高挑的樓梯之上。在建築物的角落旁位於大門附近的地方，有著不用基石而直接以柱子打入地面建造的小屋子便是會面所，而湧入小屋內的家屬們在此還要進行更近一步的手續。小屋狹窄的室內中其中一邊的厚牆上，有幾個像是洞穴鑿開一般的小窗口。而在牆壁的另一側，今天要會面的人已經被帶過來，被叫到名字後家屬會走到那些被打開的窗口旁，受刑者便已在那邊等待，整個機制是如此運作。雖然我已忘記會面時間大約是幾分鐘，但是對家人而言時間總是太短，即使已加緊腳步傳達想說的話，卻在話都還沒有說完窗子就被整個關了起來。我們小心翼翼地帶過去要送給父親的食物也會被打開，而看守就用細棍在裡面攪拌查看有無危險或奇怪的物品，如此粗魯的舉動正說明了父親所處環境的艱困，那種樣子我們都看得難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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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一次是同時開好幾個窗子，在等待輪到我們和父親見面之前，有時我會到其他家屬的後面，去窺看那些窗戶。拚命依著窗框哭泣的家屬。在離窗口有些距離的地方就被制止不能上前的受刑者，以及那蒼白的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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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小男孩出現在窗口的另一邊，然而他小小的身軀甚至還沒有辦法讓臉露在窗戶的高度。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在學校寫作文時所使用的一些詞語，被認為是對政府有所不滿，便因此入獄。來會面的家人似乎是他的家長，悲傷地向我如此說道。又或者某一窗口裡面，是一位垂著長長白鬚的老人。原本要逮捕的人因為不在現場，結果由父親變成人質來代替孩子入獄。兒子知道狀況後非常驚訝並前往自首，但就算兒子已經因為原本的罪名入獄，父親卻不但沒有被釋放，反而因為藏匿犯人的罪狀而被收監，刑期甚至比兒子還要重。我雖然已忘記當時聽到的刑期有多長，但是就和聽到那位小學生的狀況時一樣，我到現在還記得那時聽到答案的感覺，也曉得那是不短的年限。老人的家人們哀傷地說：「家父都已如此年紀了，大概沒有辦法服完刑期吧。」這樣一句話，到現在我都還清楚記得。這代表在刑期結束前，老人壽命就會先抵達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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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是為了職員的方便，監獄的中庭裡有著類似簡單休息處的地方，裡面有一間小小的商店，賣一些飲料之類的東西。在去了好幾次之後，我發現在角落的簡陋木桌與木椅附近，每次都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受刑者與一位中年女性坐在那裡。也許是風塵女子吧，那位女性也吸菸，然而兩人卻不太說話，只會偶爾把臉轉向我們這邊看。我後來才知道，那位上了年紀的人原本是中將階級左右的高官，在和中共打仗時也有過軍功，但同時也盜用了以當時幣值而言的好幾千萬(我記得是八千萬)，因此鋃鐺入獄。蔣介石雖然有提出交換條件，表示只要願意把錢還回來就會釋放他，但是他認為以自己這一把年紀，以後不可能再賺到如此一筆大金額的錢，因此決定不接受對方條件，反而在監獄裡把錢散播給大大小小的看守們，藉此來享受各種優待。他的六個妾也每天輪流來看他。雖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以當時的狀況來看，這的確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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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談到賄賂，也曾有過另外的故事。有位國民黨軍隊的高官被逮補，送到軍事法庭去審判。他的妻子按照居中牽線者的交代，準備好黃金(也有人說是一百錢)帶到軍法署署長的家中。但很不幸地，這位妻子長得十分貌美，因此當天晚上便被迫住宿在署長家中，不只黃金被拿走，就連貞操也被奪去。然而整件事最糟糕的是，她的丈夫終究還是被判了死刑。沒有辦法忍受如此結果的妻子，把寫有署長罪狀的紙夾在竹棍上方，蹲在蔣介石每天早上從士林官邸前往總督府必經的中山北路上(也是日治時代傳送聖旨使用的道路)，一邊大聲地哭泣，並一邊把竹棍遞出來直接向蔣介石告狀。於是那位署長很快地就被逮捕並槍殺。可是據說那位女性也因為阻擋總統行道的罪名，而無法安然脫身。這聽起來雖然像是清朝的時代才會發生的事情，但不論是直接告狀、用黃金賄賂或是那位女性的故事，全部都真正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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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監獄裡的看守，在我父親身上也曾發生過如此故事。那是發生在移往新店監獄之前的事情。因為聽說女子監獄內有嬰兒出生，父親便要我們從家裡帶來奶粉，然後私底下拜託獄卒將奶粉送給那位嬰兒。父親稱讚那位獄卒說，雖然知道這違反規定，對方卻非常爽快地答應幫忙，實在是很有同情心。然而在多年歲月之後，某一天我偶然遇到那位出獄後在台大醫院擔任護士的嬰兒母親，一問之下才知道連一罐奶粉也沒有送到嬰兒那裡。原來所有的奶粉，都進了那位獄卒的肚子裡。一直以來完全相信他人善心的我們，此次卻嘗到了前所未有的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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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獄內有許多是台北以外的地方人士，因此大多無法請家裡帶來額外的慰勞物品，而父親則是一定會把家裡帶給他的東西分給同房的所有人。每次父親在寫下次需要的物品時，紙上都會寫著「香蕉一串、木屐幾雙、襯衫幾件、黑糖一斤」這樣複數以上的指示。然而有一次如此舉動被發現，我因此被典獄長叫去訓話，甚至受到責備：「這裡面被關進來的，都是十惡不赦的壞人，而你的父親不但沒有懺悔前非，居然還分東西給那些人，簡直是不像話。從今以後你們帶來的慰勞物品，不論是什麼都只能帶一份。」看到他那嚴肅而緊繃的表情，我也只好收斂起自己的行為，但是馬上父親所要求東西的數量又回到原樣，這自然是不用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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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為什麼需要黑糖，那是在因酷暑而無法入眠的夜晚，獄房裡會兩個人組成一組，在室內輪流翻動張開的被毯，讓睡覺的人可以有風吹涼。然而被毯上既有毛屑，地上也有灰塵，一但開始搧風，空氣也會因此變得十分混濁，導致這些東西都會被吸到肺部裡。當時認為要清除肺部的髒污，喝黑糖水會有很好的效果，因此才需要這些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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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在某一天，父親帶著典獄長來到台大醫院，找上正在上班的外子。外子一看之下便發現，典獄長原本就肥滿巨大的身軀更加嚴重地膨脹著，腹部也非常緊繃浮腫，彷彿隨時都會破裂似的。這樣的症狀是由於不當服用磺胺類藥劑(sulfa drugs)而引起的副作用，尿道也因阻塞而無法排尿，典獄長為此感到十分痛苦。外子見狀，馬上請還未下班的前輩醫師來幫忙導尿，解救了典獄長的危機。據說如果再遲一些，會造成病人無法自行排尿，腎臟功能也將因此被破壞，最終成為重症病患。千鈞一髮之際撿回一條命的典獄長，據說從此以後在稱呼父親時不再以編號，而是用名字來稱呼父親。在那樣緊急的時刻，典獄長沒有請監獄的醫生，而是想到父親的女婿在台大醫院任職，因而幸運地得救。事到如今，每當外子提到此事時，仍會感嘆地說：「當時那樣咻咻地飛出來的尿液，氣勢真的是很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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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有意想寫這篇文章之後，過去種種痛苦的事情歷歷浮現在眼前，讓我在平復心情時額外地花費了許多時間。白色恐怖下犧牲者們被迫度過的那些不人道的生活，即使如今幾乎將被多數的人遺忘，這些故事仍在默默地被傳承著。話雖如此，那些在故事背後流淚的家屬，他們的悲傷，是歷史上絕不能被遺忘的一幕。而關於這些家屬悲傷的故事，就算只是我個人的見聞，也希望能夠傳承下去，因而提筆寫下這篇文章。

 

2010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