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心、葉英堃夫婦、劉榮凱先生訪問紀錄

（初稿）

 

日期：2012年11月10日（六）

時間：14:00-17:00

地點：葉宅（臺北市仁愛路2段）

受訪者：劉心心、葉英堃、劉榮凱

主訪人：陳翠蓮

列席：林靜雯（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紀錄：林建廷

 

【此處放圖2-1】

 

一、雙親的掌上明珠

 

劉心心：我是1928年2月24日出生的，排行大女兒。家裡有一個大弟，小我6歲；古早的家庭一定要有個後生，但我媽媽（林翠鑾）一開始沒生兒子，所以大弟是從二伯（劉傳能[1]）那邊領來的，過房的，叫做劉榮寬。還有一個小妹，叫劉昭惠，小我16歲；那時候還是日本時代，我爸爸（劉明）本來要將她取名「昭儀」，我聽說「昭儀」是清朝地位較高的女人所用的名字，結果去公所報名，辦理的人將名字讀成「てるよし」，說這個男生名字取得好，我爸爸說那是女生名字，應該念做「しょうぎ」，那人就說，這是中國名字，不給登記，才改名為「昭惠」。最後才是我的小弟，劉榮凱。

 

其實我的名字「心心」，不是自己父母取的。我出生在2月，我爸爸正好在3月要從藏前高等工業學校（今東京工業大學）畢業，差不多4月就可回臺，本來給我取名做「宜惠」，但是我三伯劉傳來[2]想說，既然我們快回來了，就幫我報臺灣的戶口，取名「心心」，是老爸的心肝與老母的心肝在一起，又有心愛的小孩的意思，不過大人們還是叫我「阿惠」、「惠仔」。所以一個宜惠，一個昭惠，是有關聯的，但戶口上我的名字是心心，大家也不知道我們是姐妹。

 

我爸爸在「金仔山」（指金瓜石）那邊有金礦，是向臺陽會社租用的，但為了我的教育，在我幼稚園時，就下山租一間小房子，就在臺北高等學校（今臺灣師範大學）附近。我讀的幼稚園校名叫做「錦」，媽媽每天都帶我上下課，就在路上教我日語，從「なに」開始，像我看到草木，就說「なに」，媽媽會用日語告訴我答案，很多東西就這樣學起來，不然我都講臺灣話，不會半句日語。我記得我有一張幼稚園的照片，小時候的我好可憐呀，一看就知道是不會日語，不太適應幼稚園生活的模樣，倒不是好可愛。在家中，媽媽也盡量教我日語，後來才能考到日本人的小學。

 

因為我媽媽是彰化高等女學校（今彰化女中）的畢業生，後來又到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中山女中）讀師範科，然後回到她的母校和美公學校當老師，因而認為自己的女兒也應該要讀比較好的學校；加上我們家在當時算是有名望的，可能在總督府也有人脈，因此家裡讓我去考兩間日本人的學校，一間是「女師附小」（原臺灣總督府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即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一間是旭小學校（今東門國小）。之後我就讀的是旭小學校，那裡離總督府近，總督府的子弟都去讀，臺灣囝仔要入學就很不容易，一個班四、五十人，臺灣人才一兩個。

 

我小時候矮小，朝會常排在後頭，又容易生病，所以施江南[3]就成為我的醫生。而之前我是給大稻埕的一間小兒科看診，一位簡先生開的，給他注射，只是都好不了，三天兩頭都要休息，施江南就告訴我媽媽，說要讓我休學一年。我爸爸則在彰化溫泉[4]那邊租個小房子，我們母女倆去療養，後來，又說要去日本聖路加病院的小兒科接受療養，同時媽媽也去那邊的婦產科治療不孕症。我是櫻花開的時候進聖路加，出院的時候則有吃到櫻桃，到底住了幾個月也不清楚，從此我就長得比較高大，健康多了，也晚了一年才續讀五、六年級。

 

學校老師說，一定要我去考北一女（原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大概他認為我有希望考上。那時考試分做兩種，學科考試及格了，再考體育；我學科有及格，要考體育的時候，身體卻出狀況，手抬不起來，也無法拿筆，體操不行，當然是零分，我是好不甘願啊，比我憨慢的人都考得進去。同時，臺中有第二高等女學校（戰後併入今臺中二中），我不甘心考不上，就跑去那邊讀書；我的三舅在臺中開耳鼻科，我就住在他那邊，三舅與三妗很疼我，配給米的時候，大家米都不夠吃，他們知道我不敢吃糜，還特別煮乾飯給我吃。

 

我在戰爭結束前一年從臺中第二高女畢業，畢業典禮也是舉行到一半，就遇到空襲，美軍來了，大家一直逃，所以我也躲過防空壕，甚至軍機在我面前掃射，一個水桶就被吭哩匡啷吭哩匡啷地掃射，幸好沒看到有人因此而傷亡。原本日本的學制是男生要讀5年，女生讀4年就畢業；我畢業後回來臺北，當時臺北有間女學院（私立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是教學生茶道、插花，教人如何成為lady，重修養，要讀古文，可是我對理科比較有興趣，所以很猶豫要不要去讀女學院。同一年，女學院卻剛好要廢掉，改成「私立臺北女子專門學校」[5]，有理科、文科，我就考上理科，前總統夫人曾文惠也讀過女學院，算是我的前輩。讀專門學校的時候，不時要疏開去新店，我父母就買下一間日本公司在新店的提供給職員休閒的房舍，我們住在那裡，我也從新店坐巴士去上課。結果讀沒多久，戰爭結束了，老師們都回去日本，文、理二科合併。所以我常說自己是很會將學校弄倒的人，這學校好像變成後來的國語實小（今臺北市立國語實驗國民小學）。

 

另外，1945年8月15日，傳來戰爭結束的消息，我爸爸馬上請一個教北京話的老師來學校教我們，原本校內還有老師教臺語，但學校還是收起來了，我就待在家裡。之後，有的朋友可能還有去考臺大，去讀高中三年級，而我頂多再去讀一陣子延平學院，[6]這間學校又因二二八事件而關閉，不久媽媽就將我嫁出去，結婚時是1949年，我22歲。

 

二、爸爸的牢獄之災

 

（一）日常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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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心：我爸爸總是古道熱腸，很疼惜別人。以前他至少會一年一次帶振山實業公司的職員、眷屬去旅行，都去哪裡呢？都是去有益的地方，不是吃吃喝喝的而已，例如去探視盲人院、聾啞學校，他要大家知道，世間上就是有這麼艱苦的人，我們應該要有同情心，要有熱情，所以職員們對我爸爸也很愛護。朋友有難，他也是二話不說就先開支票。

 

又例如戰爭剛結束，我爸爸很高興臺灣不再是殖民地，臺灣人不是第二國民，可是國民政府還沒來，他擔心治安不好，所以去艋舺找一些老大，就是「友的」，跟他們講，現在我們是正式的國民了，要有自尊心，不能夠亭仔腳蹲著就在那邊賭博，要有尊嚴一點，於是招募他們組成「義勇糾察隊」。成員拿得到制服、薪水，這些「chhit-迌人」很高興，他們也重情重義，認為我爸爸有情理，就在治安上發揮效果；鹽見俊二[7]的《私の終戰日記》裡頭，也說那時的治安沒有被破壞。我認為，正是因為爸爸相當關心這個社會，不免樹大招風，日後他才會被人抓走；爸爸公司的人也講過，若劉先生只是個三輪車夫，就算被抓了也會馬上就放回來，不會出事，無奈他名望太大，很難挽回。

 

葉英堃：我丈人（劉明）經營金礦，作家吳念真的爸爸以前在那邊包工程，因為這層關係，他知道我丈人做人很好。後來我也帶吳念真住到我家裡做囝仔工，白天他讀延平中學，晚上我要看患者，他就來幫忙；後來我又帶他去臺北市立療養院，[8]那是我創辦的，吳念真就跟著我去做事，當兵期間，我讓他留職停薪。所以，吳念真在他的《這些人，那些事》裡就有提到我丈人，說他是俠客，又豪放又浪漫。

 

（二）家中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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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心：國民黨來到臺灣，因為治理無方，不久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我記得，事件剛平息的時候，大家心裡都害怕，有人告訴我爸爸，說他處在危險中，要他趕快逃，我爸爸當然也覺得氣氛不對勁，但又認為自己是正正當當的人，沒做什麼壞事，不用害怕。之後沒幾年我就結婚了，住在武昌街，又懷孕，所知實在有限，並不曉得爸爸被捕之前有遭遇過什麼事，或是心裡在想什麼；當時我大弟弟倒是住在娘家，應該會比較清楚，可惜他現在人在洛杉磯。

 

直到1950年，我阿公（劉闊[9]）做了個大生日，好像是慶祝80歲，我父母曾經回去嘉義探望老人家；他們再回到北部的那一晚，就是4月1日左右，我跟我頭家（葉英堃）去陪我爸爸媽媽吃飯，丈人女婿兩人吃吃喝喝得正高興，就有人來問劉明先生在不在，好像連里長、管區警察都來了，我大弟弟知道情況不妙，故意回答說不在家，我媽媽則警告爸爸說，要抓人了，教他快點走。其實，在這之前，已經有人來刺探我爸爸的行蹤，只是都撲空；另外，我爸爸也有認識一些半山或黨政軍那邊的人，他們要我爸爸安心，說政府不會找他麻煩，我爸爸才半信半疑地待在家裡，也才會被抓。

 

    我娘家的正門在巷子裡，後尾門對著今天的仁愛路，附近是幸安國小。那晚我爸爸穿著白襯衫要逃，卻找不到出路，奔逃到家中我媽媽養雞的寮子那邊，引起雞鳴狗吠；但是我覺得奇怪，狗為何會吠自己的主人呢？一看才知道，原來外頭已經有好幾臺吉普車將我們家包圍起來，驚動了狗，才會如此狂吠，竟然用了那麼大陣仗，就怕我爸爸逃走。也因為這樣，我爸爸暴露行蹤，被逮捕了。

 

    同時，有好幾名彪形大漢進入我們家中，家中的榻榻米、地毯原本很漂亮乾淨，請很多人來清潔，那些人竟然沒脫鞋子就踩進去。他們問我們，與上海聯絡電信機在哪裡，我說沒有，他們就翻箱倒櫃，將我爸爸書房的書全部搬移，要找出藏東西的暗處，但沒有結果；又跑去媽媽的房間大肆搜找，東西都散落一地。最後，這些人還跟我說，「妳看，我們沒有偷拿東西喔」，我心裡想，這種搜查簡直比偷東西還厲害。

 

    他們抓到我爸爸，將他帶回到飯廳，但好像還不滿意，當時我頭家在場，就被詢問是在哪裡吃頭路，他說在臺大醫院上班；接著，那些人竟然說「帶走，打一打就有東西供出來了」，我先生小時候就有一邊的耳朵不好，所以反應不大，可是我聽到了這種話，真是嚇死了。另一個彪形大漢反而說，大的抓到了，回去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要再節外生枝，所以我爸爸被抓走了，先生則得以倖免。還有，臺糖總經理沈鎮南[10]就住在我們家（指仁愛路）的對面，他也被抓走、槍殺，那附近也有不少人被逮捕。

 

    爸爸被逮捕後，這些人竟然不會開車，還要我們聯絡家中司機過來，載他們離開。我們家有兩臺車，一是福特（Ford），一是奧斯汀（Austin），兩位司機那天都下班了，又被挖過來開車，連帶司機本身也被帶去關；開福特的司機是張春吉，我爸爸每天的交通都倚賴他，所以被認為比較知道詳情，將他關了3個月，開奧斯汀的司機沒住在我們家，關一下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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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囚禁與刑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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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心：爸爸和司機被帶走，究竟是誰來抓的，會被抓去哪裡，那些人都不讓我們知道。當時孩子們都還小，像小弟榮凱還是給奶媽抱著，小妹讀幼稚園而已，大家知道爸爸被抓走，哭得要死；我爸爸的職員也很愛護他，知道他被抓，很多職員都在哭，甚至有一個職員坐在公司樓梯口，從早坐到晚，堅持劉先生不回來，他就不下班；我實在為我的爸爸感到驕傲，由此可見他對手下部屬真的很照顧。而家裡兩臺車被拿走，只剩三輪車，路面又都是不平的石頭路，我也剛好4個月的身孕，就算冒著可能坐三輪車顛簸而流產的危險，還是要跟我媽媽四處找爸爸的下落；只要有人報消息，就去找找看，也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來報。

 

葉英堃：國民黨有好幾個治安單位在抓人，保密局會抓，警備司令部也會抓，像我丈人就是被保密局抓的。

 

劉心心：我記得有一位黃先生，好像是情治單位的人，但是對我們很親切。他到獄中遇見我爸爸，跟爸爸講，若是人家來問話，回答要小心一點；又跑來跟我媽媽說，劉先生是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官員，刑罰會較重，所以再次交代我們，若有機會見到爸爸，要跟他說言行小心一點。後來，這位黃先生問我們，劉先生喜歡吃哪些東西，幫我們送便當給我爸爸吃，我們就將食物烘得很乾，以防壞掉，再裝入便當盒給他帶去。便當送進去，會有簽收字條遞出來，我們也就依據字條上的字跡，確定他還活著，但是字條上猶原沒透露爸爸在哪裡，黃先生也不說。

 

同時，因為我出嫁前是當我爸爸的秘書，公司就在開封街，婚後我則住在武昌街，兩地相近，所以事情發生之後，我每天早上會請公司職員去臺北車頭看公告。當時被槍殺的人，第二天會將名字寫在公告上，然後用紅筆劃掉，表示這個人已經槍殺。我們都不敢冒然收聽新聞，想說我爸爸若有個萬一，報紙、廣播一定會講，若突然聽到不幸的消息，家裡會承受不住打擊，所以就先請人去火車頭，確定公告上頭沒有我爸爸的名字，才敢看報紙，每天都這樣戰戰兢兢。

 

過了一陣子，才有人來通知我們，說爸爸和張桑（張春吉）兩人是被關在東本願寺[11]。後來我也知道，我爸爸在獄中常被刑求，但是沒有供出任何人，一旦供出來，第二天就有人被抓走。這種遭遇太痛苦，他出獄後不太願意講，只是舉幾個例子，像是他被裝進袋子裡再吊起來，然後人家在外面亂打一通；又讓他站在冰塊上，凍得腳不能走路，送回牢房後，第二天還要再刑求，不能走也要扶著牆壁走。張桑放出來後，回來也跟我們講獄中情況，說牢房裡是用粗柴塊鋪在地上，身體睡在上面很痛，冬天風從隙縫竄入，很冷，熱天則熱得要死，蚊蟲、跳蚤、蟑螂很多。又說廁所裡的便桶每天要拿去倒掉，是輪流的，負責倒便桶的人反而很歡喜，因為有機會可以洗身軀，那裡用水是有限的；結果，有一天我爸爸被人家刑求到昏死過去，怎麼弄都無法讓他醒來，誤以為他死了，就把他丟在外頭，準備讓第二天早班的貨車載走，剛好負責倒便桶的人經過，認出我爸爸，再仔細看，好像還活著，於是向他潑尿，阿摩尼亞很刺鼻，他就醒過來了，又被扛回牢房，才撿回一命。其實，張桑和爸爸被關進不同房間，但彼此在斜對面，所以他從門縫窺視，看到頭家的鞋子還在，就確定我爸爸還活著。

 

而我則記得，爸爸被關了一陣子，可以要求送東西過去，他就要我們寄黑糖，那要做什麼用呢？原來是很多人關在一起，無法每個人都平躺，擠在一起好像魚罐頭，必須一半的人站著，另一半躺著，去上個廁所，就會踏到別人，所以站著的人就要拿著毯子，幫忙搧風，而毯子很髒，就要喝黑糖水來洗肺。大家也要輪流睡便桶旁邊，雖然別人體諒我爸爸年紀比較大，不用委屈自己，但是他說一視同仁，也曾經在便桶旁睡過。

 

葉英堃：我丈人被判刑之後，才可以面會。在那之前他都被刑求，因為要抓共犯、知情不報者、有關聯者，想把事情擴大，那是最痛苦的時期。

 

劉榮凱：我是聽張桑說，房中有燈光，他是從門縫處看人影的，若影子在，表示我爸爸還活著；否則，若人被刑求至死，馬上就會移走，就看不到人影。

 

    幾年前臺視有一齣《台灣百合》[12]，我有去演，其中一個場景就是依據我爸爸的體驗所重建的。拍戲的時候，我雙手被吊起來，腳踏冰塊上，冰塊遇熱溶化，我的腳陷在冰裡，腳凍傷手也麻痺，真的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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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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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心：爸爸被抓走，我們除了不停地打聽下落，還找有力人士幫忙營救。例如當時請託林頂立，[13]他處在官僚核心，以救星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彷彿只有他可以救我爸爸，所以我們每天都去他家拜託。可是你知道的，要拜託中國官員，有空手去的嗎？我媽媽很多東西就都進到他太太的口袋裡，是用金條。

 

劉榮凱：家裡送東西，是送到我小時候懂事了還在送，等於爸爸關多久就送多久。根據我臺中的二姐（昭惠）所說，就是用餅乾盒，上面放餅，下頭放金條，但送到最後也沒金條了

 

劉心心：這就是日本式的送禮啦，若要去拜託人家幫忙，又為了顧及顏面，就會用餅蓋在上面；我們是受日本教育的，所以也不敢直接將金錢送出，一樣用餅乾盒藏著。林頂立的太太常常開口，說要回去雲林、嘉義掃墓什麼的，沒有錢，我們就知道暗示；但他們又防著我們母女倆，所以把陪我們去的人留在門外，只讓我們母女進去。結果呢，這些人老是喝酒喝到半夜，醉茫茫，才說很失禮，今天開會還沒有劉先生的消息，不然妳們明天再過來看看，都讓我們期待著去，失望地回來。還有一個人，應該官當得很大，我那個開眼科的阿伯（劉傳來）告訴我，說這個長官需要眼藥水，叫我送過去，但怎麼可能只有送眼藥水？還是會夾送禮物去拜託他。當時我肚子裡懷著大女兒，還是坐三輪車前往，車子顛簸搖晃，我婆婆擔心會流產，好險沒有。

 

不過，也有一些人很熱心，例如姓湯的和姓葛（葛曉東）的兩位先生，是我爸爸在藏前的同學，就說要替我們寫陳請書替我們奔波，他們幾乎每天都來。此外，那個時候，有一個人叫葉盛吉，[14]也被人抓去，最後槍殺，我媽媽不知道什麼緣故，竟然幫忙去收屍，還把他遺留的領帶拿回來，領帶內正藏著葉盛吉要給他兒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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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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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心：我爸爸被關在臺北市內一年左右，大概已經判刑底定了，我們才能去面會；第一次面會在保密局，是我跟我媽媽去的，我挺著大肚子，還沒生下大女兒錦如，其他的弟弟、妹妹也都還小。保密局關人的地方很窄，通道僅容一人通行，我還被人用槍抵著行走；當我們看到爸爸，簡直變了一個人，臉色慘白，身體虛弱，不太能夠走路，爸爸媽媽相見只顧著哭。我記得爸爸當時跟我講一句話，說「現在才有法度看得見光」，我不是很確定這句話的意思，是指看到一線希望呢？還是真的長期處在黑暗中，因為面會才看得到陽光。後來，1950年9月，我生下女兒，又去通報爸爸，他將小孩子取名為「錦如」，因為他在獄中，看到夕陽西照，覺得很漂亮，有錦繡河山的感覺，所以用「錦」字做為小孩的名字。

 

接著，我爸爸被移到新店安坑的軍人監獄，弟弟妹妹就都有去探望。現在回想，當時軍人監獄的所在地，還是人煙稀少，未得開墾，我們一個禮拜可以去那邊見我爸爸一次，就要從臺北坐巴士到新店，再改坐三輪車繼續前進。

 

劉榮凱：我記得三輪車也只能坐到山邊，就要再換台車，媽媽、姐姐坐在車上的小板凳，用人力推，我有時候就跟在後面步行。

 

劉心心：對，台車也沒辦法到達目的地，最後大家還是要用走的，才能到監獄。那條路不寬，一邊是山坡，上面有樹林，坡上也有洞穴，裡面放著骨頭甕仔，可能是撿骨的集中處，很少人來祭拜，很陰森；另一邊是下坡，有貧瘠的田地。再走下去就更加荒涼，只有紅赤的土壤，以及堆在一邊的石頭。那裡的冬天，風呼嘯而過，很冷，熱天又熱得要死，路又崎嶇，要費好大的力氣才能爬完山坡路，到達監獄。

 

    軍人監獄的大門很高大，當時我就聯想到日本桃太郎的傳說，他要去攻打的「鬼島」，妖怪的城門應該和這個監獄大門差不多。這監獄確實是人間鬼島，圍牆是水泥打造的，又高又長；門口周圍連一草一木都沒有，沒有遮蔽的地方，也沒有水，光禿禿的，探監的人只能坐在比較平整的石頭上，或直接坐在紅土上，還要自己拿傘遮陽，等待面會。門口旁有一個小窗戶，我們去那裡報號碼，因為犯人沒有名字，只有號碼，然後對方要我們把資料寫一寫，就把窗關起來，不再理睬我們，要等到他們高興的時候，才會開門讓我們去探監，雖然有寫固定時間可以探監，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準時，甚至讓我們從早上等到日頭落山。

 

探監的家屬，大家都同病相憐，有一次我們去探監，天氣很熱，那裡又沒有自來水或溪水，所以一個穿臺灣衫、縛腳的老太太就昏過去。聽說這個女人很辛苦，是家在南部的窮人，她的兒子被關，為了面會，清晨4點就拿著手電筒，走到車頭，坐火車上臺北，再步行到監獄，連三輪車都沒錢坐，我想一定是又累又沒喝水吃東西，她才會昏倒。大家見狀，不分你我，好像是一家人，都趕快過來幫忙散熱，醒不過來，又有一個男人好像懂穴道，脫下她的鞋子，不顧衛不衛生，就趴下去用嘴咬她的腳，那老太太才唉叫一聲醒過來，然後大家繼續照料她。大家都是受難者的家屬，懂得互相體量，讓我很感動。

 

等到可以面會了，大家都急著想早點見到親人，可是進去監獄後還有一堆麻煩的手續。進去面會，家屬與受難者之間隔著一道水泥牆，只可以看到臉，家屬等到被叫喚，牆上小門才打開，受難者已在另一端等候。面會的時間很短，沒多久小門又要關起來；若送便當進去，監獄的人會拿東西攪一攪，以防裡面藏紙條或其他物品，檢查後才給受難者。大家面會的時候，沒有說說笑笑，整個氣氛是愁雲慘霧，一片死寂，受難者悽慘，家屬也一樣悽慘，正因為這樣，所以家屬們都彼此尊重，同病相憐。

 

有時候，還輪不到我們見到爸爸，因為我比較高大，就去幫別人探頭看看是哪個受難者準備要面會。我看到受難者裡頭有小孩子，聽說是作文有問題被關，竟要關一輩子。也看到裡頭有鬍鬚發白的老人，聽說是抓不到他兒子，竟抓老人來抵債，兒子著急趕快跑出來，結果兒子有罪要抓，老人知情不報一樣抓，還被加上其他罪行，所以老人被關很久；老人的家屬還告訴我，他的刑期關不完，意思就是老人活不久了，但刑期還沒服完，因為要關好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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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改古道熱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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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在獄中，豪爽、樂於分享的個性還是不改。他有什麼東西，也要讓同房牢友擁有，所以我們帶東西過去實在是又重又累，像是香蕉好幾串，柴屐好幾雙，內衣好幾件；有一次我就被監獄的人叫過去，說我爸爸很可惡，關在裡面的人都是壞人，惡性不改，他卻偏要將東西分享給這些人，怎麼可以讓這些犯人快活呢？就叫我下次東西帶少一點，只有我爸爸的一人份就好了，但我還是想辦法闖關，因為那是爸爸的要求呀，怎麼可以不照著做？

 

後來，我爸爸在臺大醫院保外就醫，那時候院長高天成[15]很照顧他。因為爸爸身上有肉瘤，院長就讓他一個禮拜進行一次手術，但每次手術只做一點點，保外就醫的期限快到了，才又去進行手術，這樣就可以一直延長期限。當然，我爸爸也只能在醫院待著，不能回家，有一個兵仔整天看管著他，但沒想到後來那個兵仔跟爸爸的感情很好，還認他做乾爹。

 

保外就醫結束，我爸爸還要再回監獄。當時思想犯都要上腳鐐，行動受限，也就比較希望能夠去做外役，像幫忙種菜之類的，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所以我爸爸就來想辦法。入獄前，爸爸曾出資協助一位留用的日本人，調查全臺礦脈，因此他知道安坑後面有礦脈，並建議典獄長，派人開煤礦，材料費用也是爸爸想辦法出資的，這就得到了典獄長的同意。然後，爸爸就要我舅舅提供開礦設備與工具，又跟典獄長交換條件，煤礦利潤歸監獄，但要讓思想犯都出去做外役，也要拿下腳鐐。那個典獄長後來有膀胱的問題，不知吃下什麼藥，整個脹起來，很痛苦，知道我爸爸的女婿在臺大當醫生，就要爸爸帶他去臺大找泌尿科醫生，通尿之後才救回一命；從此以後，他就對我爸爸比較客氣，不叫號碼，改叫名字。

 

爸爸在做開礦外役的時候，我和媽媽、妹妹、弟弟也去工作場所看他、送便當，但是路不好走，有時還會看到蛇，為了克服恐懼，我跟那隻蛇說，你和我沒有關係，不要相害，你趕快走，結果那蛇還真的溜走了。

 

劉榮凱：他開礦的時候，我有在那附近住過一陣子。監獄牆壁很高大，又有圓柱型的像碉堡的建築，圍牆旁邊有一條很窄很窄的山路，就通往開礦場地。山路邊也有田地，我會到田裡抓青蛙，或是跟農家小孩玩。

 

劉心心：我爸爸在裡面關久了，又對監獄有不少幫助，例如煤礦產量很大，利潤灌飽了典獄長的錢袋，所以待遇有稍微不一樣。其實，每個人都有各種不同的待遇，在那邊我還看到，有一個老人，不時有個女人陪他坐在監獄福利社前面抽菸，聽說那個老人是將軍，在大陸的戰爭期間，不知貪汙了幾千萬，所以被抓起來；蔣介石對這個將軍說，你把錢吐出來就放你走，結果那個人想說自己年紀那麼大了，不知還要花多久時間才能賺到這些錢，就寧願被關。老人用錢買通看守，也沒有怎麼受限，六個姨太太還每天輪流來服侍他。

 

劉榮凱：我爸爸在獄中也會跟人講一些哲理，做人處世的道理等，獄中其他人也看他在外頭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所以會給予尊敬；加上他待人友善，例如郭琇琮[16]那件事，被槍決前，就送給他一件乾淨衣服，認為臺灣人的血要留在潔白的衣服上，還有解決典獄長的膀胱病痛。我想，這些都是他在獄中得到待遇改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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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人的等待與遭遇

 

（一）家庭、事業皆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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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心：我爸爸還沒被抓走之前，我和妹妹兩個女生，每天端茶都忙不過來，因為來訪的客人很多；等出事了，連賣菜的小販經過我們家，也馬上停止叫賣聲，親戚也沒人敢來找我們，如果要找，就先去住在我家後面的阿舅家，假裝要找我阿舅，才跑來我家慰問。可以說馬上表現出人情冷暖，都怕一旦跟我爸爸有關聯，那就糟糕了。

 

我們本來家裡很好過的，事情發生後，財產就被沒收，像仁愛路、開封街那邊的房產，是日本時代的三層樓，都被沒收。當時我的二伯從香港回臺，娶一個小老婆，將她安置在開封街的房子，有一天忽然一群兵仔來，竟然要她馬上離開房子，家具也都抬出去。那小老婆以為是大太太叫我媽媽設法趕她出門，就跑去跟我二伯告狀，其實我媽媽哪有心情去弄這件事？但也是因為這個誤會，我們才知道小太太被兵仔趕出門，也才知道官方的沒收竟是這種樣子。

 

    再來，我爸爸被關在新店好幾年之後，有一天，我媽媽突然收到公文，叫她去問話，媽媽不會北京話，我會一點點，就跟著她去軍事法庭；軍事法庭的人說，我們不老實，還有東西沒有被沒收，我說財產都被你們拿去了，他們竟然說開封街的房子沒有交出來，我只好將之前被沒收的過程講出來，要他們去看看屋內住的是什麼人。當時我真的很生氣，也真好膽。

 

至於爸爸留下來的事業，我媽媽是比較少在社會上奔波的人，所以家裡那麼大的事業，她一人無法撐持，就由我二舅來幫忙，因為金礦是向臺陽會社承租的，不是自己的財產，所以政府無法沒收，還能繼續經營，但公司營運情況還是一日一日壞去，家中經濟也撐不下去，就只好將職員遣散，奶媽又剛好有自己的小孩子要顧，不得已也同樣將她辭退了。幸好我爸爸在獄中沒有供出別人，等他出獄，如果我們需要資金，雖然沒有現金支援，但總會有人默默幫助我們，讓我們事業經營得比較順利。

 

劉榮凱：那時的振山實業社算維持得很勉強，是我二舅幫忙經營的，新店碧潭那邊的炭礦也交給我大舅，我爸爸很疼媽媽的弟弟們，所以入獄後，我的舅舅們都有事做。事實上，爸爸的事業如果沒有分配出去，差不多被政府沒收。

 

葉英堃：問題就在這裡，都還沒有判罪，沒收財產的時候就先拿走那兩間房子。你想想，這個骯髒鬼的國民黨所做的事情，跟千百年前的古代一樣，古代戰爭，贏了就要想辦法慰勞自己的兵仔，放任他們強搶，我們那房子就是第一時間被拿走的；況且，沒收應該是歸入公家，結果都被私人瓜分。這導致家中和公司的經濟不得已的時候，也要負債。

 

 

（二）媽媽的隱忍與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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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心：當我爸爸被關不在家的時候，媽媽就是家裡的重要支柱。我媽媽以前是老師，在礦山那個小小的部落裡，她教大家織毛衣、做醬菜，以應付山上交通不方便的問題，所以大家很尊敬我媽媽；她是我們家「起家」的大功臣。但是，媽媽的身體沒有很好，所以她最早只有生我，沒有生男的，又很難受孕，就好像罪人一般。之後生了小弟榮凱，又等他也長大一點，媽媽再度懷孕了，結果卻是流產；以前她都不讓我們知道這件事情，因為有身孕第二，第一重要的是設法營救我爸爸，手頭有了一點點錢，就拿去包禮物，家裡經濟一日一日壞，精神壓力很大，才會導致流產。這些都是她後來跟我講的。

 

    面對無法符合傳統家族的期待，多生育男生，以及身體不健康、流產、營救爸爸……等等那麼多的壓力，媽媽卻不太會向我埋怨爸爸的事情，可能頂多會向我大姨講心事，只是現實問題已經讓她忙得團團轉，所以找人吐露心聲的機會也是很少。在我心中，媽媽是很堅強的人，一開始她就認為一定要趕快拯救爸爸，過程中家裡的錢則一日一日流走；她那麼辛苦，還是不能為家裡守財，心裡必然也是很痛苦，感到害怕，但還是隱忍著。最後我爸爸回家了，夫妻兩人還共度一段時間，而且不少受難者出獄之後，也跟我媽媽交情不錯，不只與我爸爸保持聯絡，也與她成為朋友。最後，我媽媽77歲離開人世，好多人前來送行，裡頭就有受難者和家屬。

 

葉英堃：人若有一個大目標想要實現，就像我丈母娘要救她老公，這是大事情，就會精神緊張，對於小病小痛，都能夠克服，都不介意。但問題就在於，稍微鬆懈之後，才是痛苦的開始；當我們親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搶救時會很緊張，自身再怎麼痛苦也沒有感覺，等親人過世了，眼淚才會流出來。當初我丈人被抓走，家裡只要知道一丁點消息，就四處試探尋找，或設法拜託人家，我丈母娘沒有顧到自己，可能在奔波的時候，一個不小心流產了。

 

劉榮凱：我媽媽就是精神很堅強啦。因為我外公是醫生，她以前的家庭是不錯的，出嫁之後，就得面對大家庭，必須從一個閨秀變成媳婦，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例如她不會養尊處優，願意到九份的大粗坑幫我爸爸的忙，負責照顧工人們的太太，讓他們生活可以安定。事實上，她一直在扮演「桶箍」的角色，維繫著家人的心，當爸爸被關，她的確不曾埋怨，默默地照顧家裡；我記得小時候，跟著去看爸爸，那是很累人的事，擠公路局的車，又要走安坑那條小路，但我媽媽還是很堅強，甚至強勢地半拉半牽著我們，路上我們很少交談，只是急著要準時去探望爸爸，不管小路好不好走。

 

爸爸的事情突然發生，影響到家裡的事業，有的房產被沒收，振山實業則要設法撐下去，但要如何妥善地委託給叔叔伯伯或阿舅們經營，讓家裡生活經費有著落，又是一個難題。所以，我媽媽有生活的壓力、怎麼養大這些孩子的壓力，她夾在我阿舅與我爸爸的兄弟之間，更有家族的壓力，這些都需要她去應付；但是，媽媽不僅不怕吃苦，我記得有些受難者的太太，無依無助，還會來找她幫忙，所以，她自己不容易有宣洩的對象，除了自己的困難，媽媽還要想辦法安慰、幫助別人，每當受難者家屬來找我媽媽，我就是幫忙泡茶的人。還有，我媽媽也很節儉，常常下午都盡量不開燈，整個房子暗暗的，等我回家喊她，她才開燈。

 

總之，我很難去具體描述我媽媽的心情，在當時那麼艱苦的環境下，她居然能夠將所有的事情都處理妥當；再綜合我大姐、二姐和我的印象，可以說，媽媽面對爸爸的事情，就是遇到問題就去克服、去做就對了，我幾乎沒有看過她在抱怨。這種人生觀也感染到我身上，讓我遇到問題不會坐困愁城，比如以前她會要求我的成績，如果只有第二名，就會打我，然後要我去想想，為什麼會變成第二名，要如何回到第一名。

 

（三）白色恐怖餘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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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心：爸爸的遭遇，不但使我們家的經濟、事業有所變動，連生活態度也受到影響，所以，白色恐怖不是刑期結束就沒有了，也不是只有幾十年，而是到現在都還有殘餘作用。像我爸爸期滿釋放後，已經過了好一陣子，還是要定期去報到一次。還有一次，我小妹帶他去日本玩，然後我爸爸一個人先回來，因為行李裡頭東西不多，就順便帶一隻絨毛娃娃回來；而我要去接機卻遲到，趕到的時候，爸爸差點就自己坐上計程車走了，幸好我把他攔下來。我爸爸從日本回臺第2天，警察局就要他過去報到，問他在日本做了什麼事，見了什麼人，講了什麼話，還警告他不能隱瞞，因為我爸爸的一舉一動，對方都知道，連他帶娃娃、我接機遲到，他們都知道；結果，爸爸回應對方，說既然你們一路跟蹤我，見我女兒遲到了，怎麼還在旁邊看，不幫忙載我回臺北？可見白色恐怖並沒放過我們家，只是我爸爸生性幽默爽朗，有機會的話，他還是喜歡捉弄對方。

 

但是，一直到我爸爸92歲送入醫院的時候，我弟弟去陪他，還會發現爸爸每天都做夢，叫得很痛苦，好像在強忍折磨那樣，可以說，到晚年老人家都還忘不了過去的經歷。再說到我媽媽，家裡發生這種事，怎麼可能快樂過日子？也是很煩惱啦。

 

至於小孩子，我是絕對不願意讓我的4個小孩太早知道白色恐怖的事情。因為我們家庭教育講究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若讓他們知道阿公的遭遇，小孩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很容易衝動，做出不冷靜的事。像是以前他們放學回家，會疑惑地問我們，媽咪妳怎麼跟爸爸都在講日本話？我就沉默，不對小孩多做解釋，不讓他們發現我們有難言之隱；還有，孩子們帶外省人朋友來家裡，我也一樣碗筷擺著，歡迎他們一起來吃飯。我不要自己的小孩知道實情，受事情影響，對於其他親友，我們也不願意多談及爸爸的事。後來，我大兒子（葉治平）去美國，我也去找他，才將爸爸的事情告訴他，他氣得要死，還說我怎麼不早點告訴他，現在人在美國，想幫忙都沒辦法了。我跟他說，現在跟你講，就那麼生氣，若是當初就告訴你，衝動之下豈不是會丟了性命？這就是我為什麼不願意講的緣故。

 

到了治平結婚，因為他已經知道我爸爸的事，就在婚禮上登高一呼，說現在我們在這裡歡聚，吃吃喝喝很高興，可是臺灣那邊還有很多人被關著，所以藉著這個場合，來為他們祈禱唱歌，希望他們可以早日回到家中，於是大家合唱〈望你早歸〉。沒想到我們夫妻倆一回到臺灣，馬上有人來警告，指我兒子結婚時唱了〈望你早歸〉，要我們言行小心一點。

 

而我的女婿李雅彥同樣很熱心，聽到我講我爸爸的事情，很欽佩他老人家，覺得有錢又敢出來替社會做些事情，他也就跟著非奔走臺灣人的事務不可，可惜過世了。葉治平與葉錦如也在美國投入過臺灣派這邊的教授協會、婦女會，為臺灣做事。這算是我爸爸的事情帶給家人的另一種影響，我們這一代心有餘悸，錦如、治平與雅彥則是義憤填膺，認同爸爸的古道熱腸。

 

葉英堃：我也碰過政府的刁難。兒子結婚時，我當市立療養院院長，院裡的人二室不敢直接找我，就跟我的機要秘書說，要我出國的時候要謹言慎行。我覺得莫名其妙，又沒有講什麼共產主義萬歲之類的，只是去美國參加兒子婚禮，大家唱個歌，是很自然的事情，哪有什麼問題？應該是婚裡上有職業學生跑去密告。

 

另外，我曾經和加州大學的精神科有一項合作研究，必須定期參與研究討論，剛好會議要開始了，想說只是出國一兩個禮拜而已，但是一直申請不出來，不得出國，百思不得其解。當時是李登輝當臺北市長，對我不錯，卻也無可奈何；後來我的親戚林挺生[17]就帶我去找汪敬煦，那時汪敬煦[18]當警備總司令，林挺生則是大同公司董事長，也是我臺北高等學校的前輩，我女婿的阿舅。我見到汪敬煦，感到相當意外，他是特務頭子，外表倒是一位好好先生，長得矮矮的，一臉笑容，他的桌子滿是洋文的書，又有英文報紙；他請我坐下，問我做什麼行業，我說是精神科教授，汪敬煦竟說我們兩個有一點關係，這讓我覺得奇怪，他才說他的哥哥（汪敬熙[19]）是在洛克菲勒基金會所資助的北京Union Medical. College（協和醫學院），研究猴子的行為，所以我研究人，他哥哥研究猴子，兩者有一些關聯。聽了這些話，我很害怕，覺得他好像把人等同猴子看待，更加感到警備司令部陰森恐怖。接著，汪敬煦叫他的副官去瞭解我不能出國的事，也不過是十幾二十分鐘的時間，他就跟我說沒問題了，允許我出國。後來我跟汪敬煦夫婦勉強有一點往來。

 

所以，我自己也好，我兒子、女婿也好，都因為我丈人的事件，讓我們對於政府、國民黨、共產黨，甚至整個社會，態度都有轉變，這是很大的衝擊。我就是這樣，至今依然又憤慨，又生氣，又有點害怕。

 

劉榮凱：民國64年我出國的時候，還是被人盤問，本來不讓我出國，等到康寧祥幫我作保才可以出國。民國68年回臺，由調查局幫我接機，讓我的家人等不到我。民國70年，我由日本搬回臺灣居住，也被調查局請去一個禮拜，扣留我的行李，每天都要我早上去報到，晚上才回家；同時他們還派來一個調查員，要認我媽媽當乾媽，對她很好，說什麼看見她就想起在大陸的母親，在我家客廳哭，非要認乾媽不可，卻私毫沒有提及我被調查局請去的事情。後來，好像是當過電影圖書館（今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的徐立功幫忙，我才解脫。

 

爸爸晚年都跟我住，每晚都有夢魘，慘叫得很大聲，一開始我們聽了會怕，後來也習慣了。但是認真說起來，我爸爸是真的害怕嗎？你看他後來還去參加黨外運動，遊行的時候還弄到牙齒斷掉，所以，我覺得他是難忘恐懼，卻又試著克服恐懼，讓自己再度關懷這個社會。真正害怕的是我們，因為我們也陪同爸爸度過那段日子，像我大姐，是恐懼爸爸生死不明，不知行蹤，恐懼警察任意進來搜索，會有很多負面聯想；到了我二姐和我的時候，因害怕而開始反抗，比如二姐會和警察吵架，我會想要保護這個家，以防再受傷害。情況不同，記憶不同，害怕背後的反應與個人感受程度也有不同，所以說，白色恐怖是一種延續，一個後遺症，家屬受到的衝擊也很大。

 

劉心心：榮凱受我爸爸事情的影響最大。他去日本讀電影、當導演，本來成績不錯，NHK還想請他去工作，可是，他想說不回來照顧媽媽不行，就決定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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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對與公開

 

劉心心：雖然白色恐怖讓我們家長期籠罩在陰影下，可是我愈來愈覺得，一定要繼續將這段歷史公開，讓大家知道；畢竟這種事情，不是像一次兩次的跌倒，然後哭一哭爬起來就好了。郭振純[20]曾經跟我講，他受苦的經過，不太願意講給人家聽，因為講出來，大家聽了會怕，就會被國民黨的恐怖形象唬住，認為不能亂講話，這樣就愈怕國民黨；雖然這很有道理，但我覺得還是要面對、要公開。

 

而且我認為，不用避諱提到我們家裡曾經多麼風光，多麼富有，反正最後還是被國民黨拿走了，就是最深刻的證據。想當初臺灣剛光復，全臺灣只有我們家與高雄陳啟川[21]家族有電冰箱，我家裡還有兩臺外國車，又有三輪車，大家很好奇冰箱怎麼可以製冰，都跑來我家參觀，經濟條件是好到這種程度；特別是我媽媽生下榮凱的時候，很多人都來祝賀，我這個當大姐的，忙著招呼客人忙得要死。結果，一個生活豪華快活的頭家娘，遇到我爸爸的事，一下子就掉到谷底，這又是多麼大的刺激。

 

我曾經在大兒子家裡，想要把這些回憶寫下來，但是想到我爸爸的事情，我的心情好痛苦，心裡好像受到槍傷，血流乾又結疤，如今想寫，似乎在強揭瘡疤，真的是會痛，是又生氣又恐懼寫出來會出事，更是煩惱到睡不著。等我決心要寫的時候，發現自己有大腸癌，手術的時候，我怕自己說不定會死，所以更堅決要寫下這段歷史。

 

    最近許世楷[22]的太太盧千惠[23]寫一封信給我，她說受難者家屬的相關書寫，只有看到我這本書而已。她也曾經計劃請家屬們寫下這些心路歷程，可是很多家屬認為，好不容易心情平靜了，千萬不要再想起古早的事情，有些人勉強接受這個訪談要求，還沒講就先哭，所以她不敢繼續追問下去。

 

我寫的《海の向こう》，裡面有〈台湾受難編〉。這本書是在日本出版的，聽說必須送一本到日本國會圖書館存檔，我覺得剛好可以將臺灣這段歷史永久地流傳下去，並公諸於世。結果，我的一些朋友看了這本書，感到相當訝異，因為就算跟我年紀差不多的朋友，過去也未必清楚白色恐怖；更別說我是受難者的家屬了，很多朋友說，看我平常都笑瞇瞇的，竟然會有這麼一段經歷。又有一個人跟我年紀差不多，當過小學老師，他說看了這本書之後，感到很慚愧，以前學生講臺語，他就處罰學生胸前掛牌，牌上寫著「我講臺灣話」。會有這些事情，都是因為沒人敢提這段歷史，沒什麼人知道。

 

現在，日本因為つなみ（津波，指海嘯）的事情，日本人很愛來臺灣，有的日人朋友遇到我，就跟我行禮道謝。[24]有時候，日本人也會帶高中生來臺旅行，就要我去講點話，我就講白色恐怖的事情給他們聽，雖然對一個年老的人來說是很麻煩，我還是覺得有必要讓他們知道。

 

葉英堃：就像我，若不是跟她（劉心心）結婚，親身經歷到我丈人的事情，又進一步關注白色恐怖，若不是如此，我也覺得天下太平，日子就這樣過，我認真當醫生就好了，雖然沒有參加國民黨，也不會覺得國民黨有什麼好可恨的。後來知道了事實，也才知道那些人多麼骯髒。

 

白色恐怖對臺灣人的精神、文化、價值觀念，以及看待政府、人民、自家親屬的姿態，都產生了很大轉變，像今天你們來訪問，我還是會擔心，怕講太多，會不會不適當？講出人名，會不會害人害己？還有恐共症狀，甚至連她（劉心心）出書我都感到猶疑。這些心理都是白色恐怖的影響，正是政府、國民黨有組織、有意圖的壓迫，在反共的名目之下，做出很多不對的事情。所以，你們做這些訪談，等到累積一定的數量，可以進行分類研究，分成死刑、有期徒刑來觀察，看看受難者和家屬究竟是只有身體、生活、精神上受苦難，還是連他們的認同立場都發生變化，事情一過，依然被國民黨收買，成為忠實的支持者？又會不會因為刑罰輕重的不同、個人情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

 

劉心心：當大家都在談二二八事件的時候，其實我的心裡很不平衡，因為這個事件的發生時間短，卻是眾人皆知，連外國的通信社都知道；相對地，白色恐怖長期沒人敢提，也未必知道白色恐怖是比二二八還嚴重的，犧牲更多人，影響更廣，有的是關了數十年，青春消失了，出獄才有辦法結婚，有的是回到家鄉，卻找不到思念已久的母親，家族的人也不敢應聲，原來媽媽早已過世，這都很可憐。所以我覺得，世間對看待白色恐怖，實在很不公平，影響到的層面、時間，都遠遠超過二二八，你看我先生現在還餘悸猶存，一直要你們不要隨便記他的名字。

 

劉榮凱：我想，大姐不是說二二八不重要，畢竟這個事件是突然爆發的，必然會引起世人矚目；而白色恐怖是接在二二八之後的一段歷史，時間長，大家又長期不敢提，已融入生活，成為一種文化、一種習慣，這卻是最需要去面對，去處理的。比如說，我去國家檔案局調閱過我爸爸的資料，但是只看到判決書，而財產沒收的紀錄也只是說，酌留生活所需，其他都充公；我又找一些立委幫忙去講，像是謝聰敏，結果檔案局說很多資料都被火燒光，檔案非常有限。這都說明了白色恐怖還要繼續發掘、正視。

 

葉英堃：我是精神科醫生，專門從事照會精神醫學，這領域的觀點是，不論你從事的是內科、外科、婦產科還是整型外科，只要牽涉到手術、醫療，都和人的心理很有關係，也和社會心理、文化、宗教有關聯。比如說一個癌症患者，知道自己將不久人世，面對手術、死亡的恐懼，不只是患者一個人承受，家族也相當痛苦，因為家屬必須照顧患者。所以，「照顧者也要被照顧」，這是我的信念。白色恐怖也是如此，受難者值得被重視，家屬的心路歷程與遭遇更不能忽略，都要面對、公開，讓世人更加多方面地認識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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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受訪者劉心心女士（右）及葉英堃先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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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傳能（1898-1981），嘉義人，原住民通事劉闊之次子。一生未受正規教育，卻熟悉唐詩宋詞，精通日語、北京語、廣東話。12歲起開始協助父親經營合成本店，與達邦社原住民從事交易，並協助開闢山間交通，以利民眾來往。1929年起赴廈門、福州、漳州、香港及上海等地，奉父命考察各地市場，又旅居澳門，並於當地發行《西南日報》，直至戰後始回臺定居。1947年與游彌堅等人組織刊行《全民日報》，劉傳能擔任總經理，後來與《民族報》、《經濟時報》合併，三報聯合發行，為今《聯合報》前身。白色恐怖期間，弟劉明遭逮捕入獄，為避禍而轉往日本，自1957年始獲准返回臺灣。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http://163.21.66.39:7592/Doth/Default.aspx?2），「劉傳能」詞條。

[2] 劉傳來（1899-1985），嘉義人，原住民通事劉闊之三子。日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於嘉義市開設振山眼科醫院，曾任澎湖醫院醫官補、嘉義市方面委員、嘉義市玉川公學校校醫、嘉義建築信用利用組合理事、嘉義市會議員、興亞信託株式會社社長、皇民奉公會嘉義市支會奉公委員、嘉義市北區區長、嘉義農業職業學校校長、嘉義市參議員、臺灣省參議員、國民大會代表等職，就中擔任民意代表共長達50餘年。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劉傳來」詞條。

[3] 施江南（1902-1947），京都帝大學醫學博士，先後擔任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教授、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囑託、臺北州會議員、皇民奉公會參事、臺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科學振興會主席等職。於臺北市建成町開設四方醫院，懸壺濟世，致力於普及大眾衛生教育，又協助海外臺籍兵返鄉。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因施氏是「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旋遭整肅殺害。參見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網站（http://memory.ncl.edu.tw/tm_new/index.htm），「施江南」詞條。

[4] 彰化溫泉，位於八卦山麓，泉源來自八卦山湧出的碳酸鐵泉，將湧出之冷鑛泉接引上山，加熱後供人沐浴，有益於胃腸病及婦人病。溫泉浴場設置於1933年，1941年毀於戰爭；戰後重建，一度做為政府開會及招待貴賓休憩處，舊址已變為今大佛風景區後方停車場。參見黃淑惠，〈檔案見證彰化溫泉〉，「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http://www.th.gov.tw/epaper/list1.php），第41期。

[5] 按，「私立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設立於1931年，後因男教師被徵召至戰爭前線，中學教師不足，因此意欲另設「私立臺北女子專門學校」，培養女教師，同時關閉女子高等學院。此專門學校於1944年開校，接受國庫補助，招收高等女學校畢業者，校址則在原女子高等學院（今臺北市立國語實驗國民小學）。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私立臺北女子專門學校」詞條。

[6] 延平學院，1946年由朱昭陽創辦，林獻堂出任董事長，劉明出面籌募該校資金之私立學院。該校師資大多是日本東京帝大出身之臺灣菁英，原定將邁向設立大學，但二二八事件後，官方認為該校私藏武器，下令停辦。其後於1948年以私立延平補校名義復校，並在1959年改制為延平中學，延續至今。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延平學院」詞條。

[7] 鹽見俊二（1907-1980），日本高知縣人，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歷任臺灣總督府屬、稅制整理準備委員會書記、稅務官兼總督府事務官，以及財務局金融、主計、用品等課課長。戰後暫時被留用。1947年起歷任日本大藏省事務官主計局勤務、東京財務局直稅部長、熊本及廣島財政局長、大阪國稅局長兼稅務講習所大阪支所長。1955年起連任五屆參議員，曾任參議院自民黨副幹事長、防衛廳政務次官、自治大臣、厚生大臣等。著有《臺灣財政金融論》、《私の終戰日記》等書。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鹽見俊二」詞條。

[8] 按，此療養院原稱「臺北市立精神病養護所」，屬市社會局，唯落成後遲未啟用；後在葉英堃建議之下，改名「臺北市立療養院」，屬市衛生局。1969年，葉英堃擔任院長，努力使療養院成為醫療復健、教學研究的精神醫學中心，直至1990年始從任上退休。2005年，因臺北市政府所屬各市立醫院整併，療養院改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參見吳佳璇《台灣精神醫療的開拓者：葉英堃傳記》（臺北市：心靈工坊，2005），頁240-245。「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簡介」，http://www.tpech.gov.tw/lp.asp?ctNode=14167&CtUnit=8312&BaseDSD=7&mp=109201。

[9] 劉闊（1872-1952），雲林古坑人，幼遷至嘉義僻壤山界公田村。繼承父親劉瑞玉之「合成本店」，從事山產交易，並學習鄒語，使得業務騰達。復在嘉義西門外開設金振山商行，專為合成本店銷售山貨與辦貨業務。1893年因為劉闊治癒阿里山各番社所發生的惡性天花，受臺南知府面賜褒獎狀，並命為「阿里山理番」通事。日人治臺後，受首任嘉義廳長岡田信興委任出任安撫「阿里山番人」之職，並任公田甲長。日人為開發阿里山森林，欲建鐵路，劉闊被委託搬運阿里山場地之糧食及器材，並於達邦社設立合成交易所。商務之餘，劉闊對地方公益事業皆慷慨輸財。1927年，劉闊率人抗議公田方面的竹林被日本人石灰會社強行侵占，事後日本政府遷怒並取消其所經營之「阿里山番人」交換所；同時亦不准申請採取抽藤或其他林產物等。1931年任番路庄庄長之職。有子劉再生、劉傳能、劉傳來、劉明。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劉闊」詞條。

[10] 沈鎮南（1902- 1951），上海市人，畢業於清華大學，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工學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碩士。1945年來臺，先後擔任經濟部臺灣省特派員辦公處接收專門委員兼糖業組長、臺灣糖業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臺糖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臺灣糖業公司首任總經理，致力於臺糖的修復開工。1950年被保安司令部人員帶走偵訊，9月以「為叛徒供給資產未遂」的「資匪」罪名，被判處死刑隔年執行槍決。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沈鎮南」詞條。

[11] 東本願寺（真宗大谷派本願寺台北別院），建於臺北市壽町（今萬華區）。1895年真宗大谷派來臺傳教，寺院初採木造建築，1936年新建的印度樣式寺院始落成。戰後，東本願寺被保安司令部佔用，為白色恐怖時期的刑場之一。保安司令部遷出後，由臺灣省政府售予民間做為商業用途，舊址即為現獅子林商業大樓、六福西門大樓與誠品武昌店。參見「維基百科」，「東本願寺（台北市）」詞條。

[12] 《台灣百合》，是臺灣電視公司於2004年11月推出的八點檔連續劇，背景涵蓋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以政治犯的牢獄生活為劇情主體；文建會及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皆曾提供資料，協助此連續劇攝製。而劉榮凱在劇中飾演「游天雄」，此一角色即劉明的化身。參見「維基百科」，「台灣百合（電視劇）」詞條。

[13] 林頂立（1908-1980），雲林莿桐人，日本明治大學肄業。曾赴中國參與革命、抗日戰爭；抗戰勝利後，任保密局臺灣站站長、警備總司令部別動隊司令暨政治研究室主任。又曾創辦《全民日報》，擔任《聯合版》總管理處主任委員、《聯合報》發行人、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副議長等職。1956年，因觸犯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而入獄，後改投入工商企業經營，曾任國泰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以及國際海運、國泰人壽、國泰塑膠、國泰信託諸公司常務董事。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林頂立」詞條。

[14] 葉盛吉（1923-1950），臺南人，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院，因對國民黨政治不滿，思想開始左傾。在學期間曾當選學生自治會理事，發行《醫訊》，同時結識左翼學生；1948年加入共產黨，擔任臺大醫學院支部書記，又於隔年組織讀書會。1949年畢業後，葉氏在臺大醫院第一內科當臨床醫師，並介紹同學顏世鴻、劉漢湖參加共黨組織。1950年在任所被捕，11月29日遭槍斃。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葉盛吉」詞條。

[15] 高天成（1904-1964），臺南市人，東京帝大醫學博士，為腦神經外科名醫。在日期間，經常接濟幫助臺灣；戰後曾任東京旅日臺灣同鄉會會長。1948年返臺，先後擔任臺大醫學院教授兼外科主任、臺大醫院院長，致力於革新醫務、擴充設備，；1960年膺任中央研究院評議員，隔年曾出席陽明山第二次國是會談。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高天成」詞條。

[16] 郭琇琮（1918- 1950），臺北士林人，畢業於臺大醫學院。在學期間即接觸左翼思潮，曾成立學生聯盟及反日組織；後為臺大外科醫生、醫學院講師，及衛生局防疫科長。二二八事變後，擬聯合原住民、工人、農人攻南機場；又暗中與許強、吳思漢等發展學生、農工組織，並任臺北市工委會委員。1948年參加香港「臺灣幹部會議」，擔任市工委會書記。1949年，將臺灣地圖及工作報告交由林秋興帶往香港，唯林氏途中被捕，郭氏也於同年5月被捕，11月遭槍斃。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郭琇琮」詞條。

[17] 林挺生（1919-2006），臺北市人，大同公司創辦人林尚志之子，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化學科，先後擔任首屆立法委員南區工礦代表、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大同公司董事長、大同大學校長、私立大同高中校長、青年反共救國團台北市團委會主任委員、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臺北市議會議長、總統府資政等職，為一事業有成，極具名望的政商人物。參見「維基百科」，「林挺生」詞條。

[18] 汪敬煦（1918-2011），浙江杭州人，畢業於陸軍官校14期工兵科。因其英文能力良好，曾任何應欽的參謀官。官階陸軍二級上將，曾任第十四任警備總司令、國安局長，是中華民國唯一曾經擔任過所有軍職情治機構首長的人士；其任內曾發生陳文成命案、美麗島事件、江南案等。卸任國安局長後，轉任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參軍長。參見「維基百科」，「汪敬煦」詞條。

[19] 汪敬熙（1893-1968），浙江杭州人，汪敬煦同父異母之兄，畢業於北京大學，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哲學博士，生理心理學家。曾任中州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長、中研院院士、聯合國科學部主任，1953年起先後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威斯康辛大學任教。參見「維基百科」，「汪敬熙」詞條。

[20] 郭振純（1925-），台南市人，日治時期曾就讀日本的陸軍預備士官學校，並當過部隊見習士官。戰後，郭氏參與二二八事件，臺灣獨立思想漸萌芽；1953年其協助葉廷珪競選臺南市長，因受赤色份子牽連而被判無期徒刑。獄中，郭振純仍關注人權、教難友閱讀日文雜誌、編羅馬拼音字彙、翻譯聖經故事，並於泰源監獄事件中寫廣播稿。大赦出獄後，郭氏協尋政治受難者的遺骨、祭拜受難者、結識各國人權志士、向國際訴求臺灣人權，也投入臺獨運動。參見全美台灣人權協會「2008年鄭南榕紀念獎得主 郭振純先生簡介」，http://www.fahrusa.org/Kue_Chin_Sun_2008.htm。〈天生反骨的獨俠客……郭振純口述史〉，《人泉奮鬥證言：白色恐怖1950  白色封印》（臺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4），頁163-202。

[21] 陳啟川（1899-1993），高雄人，為陳中和六子，曾就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香港大學。先後擔任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烏樹林製鹽會社與新興製糖等株式會社的董事、高雄市協議會議員、高雄市長；且參與《臺灣新民報》、南和興產公司、彰化銀行、高雄中小企銀、中國化學、臺灣水泥等事業的經營。並捐地創建高雄醫學院，長年擔任董事長，助展校務，又捐助韓僑學校、淡江大學、道明中學、辭修中學等校出生於世家大族。是為高雄重要的政商人物。參見「線上臺灣歷史辭典」，「陳啟川」詞條。

[22] 許世楷（1934-），彰化人，畢業於臺灣大學政治系，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致力於臺獨運動、臺日交流。留日期間，即是臺灣獨立運動組織「臺灣青年社」（臺灣青年會、臺灣青年獨立聯盟）核心幹部，被列入黑名單達33年，1992年始得返臺。許氏也擔任過津田塾大學國際關係學科的指導教授、臺灣獨立聯盟中央委員、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臺灣亞東關係協會理事、「臺灣國民制憲運動委員會」共同召集人、「臺灣文化學院」院長、建國黨主席、靜宜大學兼任教授、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臺中市市政顧問……等職。參見「維基百科」，「許世楷」詞條。

[23] 盧千惠（1936-），臺中市人，畢業於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研究所。專長為兒童文學，代表作包括《盧千惠文集》、《台灣人的歷史童話》、《台灣仔回台灣》、《給的孩子們的台灣童話》（台語有聲書）、《我心中的日本》，並與三浦貞子、森喜朗、藤本四郎合著有《小鴨艾力克》、《剛達爾溫柔的光》。參見「維基百科」，「盧千惠」詞條。

[24] 按，指「311大地震」（東日本大震災）。此地震發生於日本東北地方外海，當地時間為2011年3月11日14時46分，規模9.0級，引發高達40.5米的海嘯，造成日本東北地區、西日本沿海與東京都皆有著建築物毀壞、淹水、火災等災情，就中以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洩漏最引人恐慌；該國人民亦有大量傷亡、遷徙。國際社會為此提供援助，而臺灣乃捐款金額最多者，也是第二批抵日本救援者，故不少日本人士特意致謝臺灣。劉心心所言即指此事。參見「維基百科」，「2011年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