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以及監獄

​作者：劉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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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蔣介石所率領的秘密組織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搜捕行動，上萬無辜的人們因而成為如此暴政下的犧牲者，而這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

 

這些犧牲者最初被抓去的地方，是設在台北市內各處隱密的審問空間。這一類的地方被叫做看守所，而從如此輕描淡寫的稱呼看來，似乎只是暫時拘留小偷或流氓的地方。但實際上在那個時代，看守所這一個詞會讓哭鬧的小孩也闔上嘴巴安靜下來，是一種具有恐怖印象的稱呼。一旦被關入看守所，首先，大部分的人會不得不放棄想活著出來的希望，即使好不容易保住一條命出來，也絕對沒有人是毫髮無傷的吧。

 

我的父親也是如此遭遇下的其中一人。儘管結束了十年的刑期，總算可以回到自己的家裡來，或許是因為回想起獄中的事情會讓人十分難過，他看來不大願意談起那段歲月。然而直到九十二歲去世以前，父親幾乎每天晚上都會作惡夢，也因此常常發出十分痛苦的悲鳴。

 

根據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各位倖存者所留下的證言，蔣介石手下的獄吏（那時稱作調查員）所逮捕的犧牲者（在那個時代被當作思想犯），只要這些人的罪越重，能夠獲得的賞金就會越豐厚。由於這種制度的存在，名不符實的罪名便被用拷問的方式層層堆疊，犧牲者的罪狀因此增加，而他們的最終目的便是塑造出死刑。再加上他們所運作的逮捕機關並非只有一個，而是兩個或三個秘密機關同時行動，因此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製造出那樣多的犧牲者。

 

在被逮捕的人之中，的確有若干名是符合調查員搜查目標且正在潛伏的共產黨員，但大多數的人皆被冠上名不副實的罪名，而他們為了讓這些人認罪，更是使盡了所有的手段。被逮捕的人要被迫承認這些由他人捏造的罪名，不論是誰，在一開始都會否定這些指控。然而調查員會使用嚴厲的拷問來讓當事者承認這些罪名。某位倖存者曾寫下如此描述：「拷問的第一步是拔掉手腳大拇指的指甲，這在很初期的階段就已經被執行了」，而在指甲和肉的縫隙之間還會插入細針。把指甲拔掉，這正是拷問過程的初步做法。我想這大概就是所謂令人痛不欲生的活地獄吧。根據這位倖存者（郭振純先生）的證言，上面寫著「手腳綁起來之後整個人被放入袋子裡，就這樣被帶到岸邊。在他前面的一個朋友，在痛苦不堪的狀況下招出他的名字之後，果然就被裝到袋子裡，然後響起那個人被投入水中的聲音。在這時候他又被訊問一次，郭先生卻仍堅決不承認，結果也被丟到水中沉下。但是他感覺到袋口有被拉扯的跡象，因此相信自己一定會被拉上岸，而一直屏著氣忍耐到最後。」然而因為他仍然不肯承認被冠上的罪狀，結果又「全身被脫光赤裸著，手腳被繩子交叉綑綁，就這樣被丟在草叢中，全身再被澆上摻有砂糖的水，便馬上有無數的螞蟻前來爬咬全身各處，搔癢的感覺和蟻酸造成痙攣，整個人幾乎要昏厥過去。」但是他「在學校裡的日本老師曾經教他說，男生不管在如何痛苦的情況下都不應該發出悲鳴」，因此咬緊牙根撐到最後，沒有發出一個聲響。如此慘狀連調查員也看不下去，把手指放入他自己的嘴中，在讓別人認不出究竟是誰發出聲音的狀況下，發聲偽裝成受刑者的慘叫。聽到慘叫後立刻有人從附近走過來，往受刑者的身上澆上食鹽水來趕走螞蟻，而據說他就是在這時候幾乎快昏厥過去。對於如此殘忍的拷問，調查員的主任把它命名為「螞蟻上樹」（一種把冬粉和肉末炒在一起的四川料理名稱），據說在進行拷問之前還會先向對方說：「你知道螞蟻上樹這道菜嗎？現在就來請你吃一道。」然而說到郭先生所犯下的罪，不過是因為國民黨捏造出一些罪狀，冠在一個他們想要鬥倒的人物身上，而因為郭先生正好曾與那位重要人物有交流，便想要他畫押做證人，但郭先生卻堅持不肯。雖然郭先生因此救回一條命，卻也就此被強迫在監獄裡度過二十二年又兩個月的漫長歲月。

 

為了能夠逮捕更多的思想犯，最快速的方法是從被逮捕的人們口中問出他們朋友的名字，因此他們便採用拷問的方式問出。利用日本政府所留下來的詳盡且正確的戶口名簿，他們只要知道名字就可以找到人抓起來。戶籍的紀錄範圍遠至深山與偏僻的貧村，被冠上嫌疑的人無處可逃，甚至也有紀錄顯示，有人在自身家中的地窖裡藏身數十年而至病死。又或者有聽聞年輕夫婦無法將剛出生的嬰兒一起帶走，而把小孩放在有人會注意到的場所之後才逃亡。

 

就像這些例子所呈現的，調查員的拷問究竟如何殘忍，已有許多倖存者的著書描述，不需要我再多加說明。然而據說我父親所遭遇到的，是先被裝在袋子裡後，由上方垂吊下來，再受到袋子外面的人毫不留情地敲打，或者雙腳被迫站在冰塊上好幾個小時。如此的連日拷問、傷害累積下來，讓父親變得無法用雙腳自由行動，只能艱辛地扶著牆行走，那時在同一間監獄的司機不時會看到這樣的景況。據說從司機的牢房可以看到父親牢房的前方一小部分，他就是憑著那裡是否還放著父親的鞋子來判斷父親性命的安危。有一次父親禁不起嚴酷的拷問而昏厥，好一段時間沒有醒過來，其他人因此以為他已經死了，便把他丟到一旁的屋簷下，似乎準備讓隔天早晨收垃圾的卡車運走。或許是因為沾到夜晚的水氣，隔天早晨輪班去倒前一天糞桶的人（這些人也是思想犯）發現父親還活著，試著在旁邊撒上一些尿，結果父親的呼吸就此恢復過來，整個人又被搬回監獄。會碰上這般遭遇，正是因為到最後父親還是沒有招出任何一個朋友的名字。那些從監獄回來的倖存者是如此告訴我的。

 

審問期間中受刑者所住的牢房狀況也很糟糕，原本日本時代拘留所使用的兩人房居然塞入四十個人，連躺下來休息的空間也沒有。由於人數實在太多，拘留所的數量也因此不夠，他們匆忙建造出一些簡陋的空房，但那房間地板也只是把裸露的圓樹幹並排起來，就連樹皮也沒被削掉。躺在這種地板上身體也會痛，冬天時從樹幹底下吹上來的冷冽空氣又刺上皮膚。當然就連這種地方也是非常客滿。晚上休息時他們只能輪流躺下，起來上完洗手間的人要回到自己的位置時也會不小心踩到其他人。夏天時房間便成為滿是汗水、淚水和血跡斑斑的空間，當然也就會出現床蝨、跳蚤。在如此危害健康、許多人又有腹瀉症狀的牢房裡擺著四個糞桶。四個糞桶中，大小便各兩個，臭氣衝天自然不在話下。照理來說，全部的人都得要輪流睡在糞桶旁邊的位置，那些年輕人卻因為尊敬父親而不讓這個位置分配到他身上。然而據說父親還是和所有人一樣，也輪流去睡在那樣最痛苦的位置。那些滿是臭味的糞桶，會在隔天早上由受刑者輪流抬到外面去丟掉，但令人驚訝的是，大家都想要做這件事。原因在於把糞桶抬去處理時，也正好可以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更是可以藉此機會用毛巾擦拭身體。罪刑重大的犯人每一個禮拜都會被強制更換房間，每個房間裡都有假裝是思想犯的間諜潛入，密告和監視在房間裡的對話。又或者有時看似是要審問某個人，把這個人叫到調查員的房間裡之後，卻反而讓他在那裡吸菸。據說當這個人毫髮無傷地回來，甚至身上滿是煙味，便會引起同一個房間裡的人產生羨慕與強烈的疑惑。父親的司機在出獄回來之後表示，如此手法用來煽動、分裂同伴之間彼此的情誼，實在是非常巧妙的方式。司機也告訴我們，在那邊聽到車子的喇叭聲，就可以知道在父親被帶走時一起被搶去的那輛福特汽車，已經變成他們外出逮捕人的交通工具。畢竟那是他曾經每天仔細擦拭、修理的汽車，或許只從喇叭聲便可以認出來吧。

 

拷問之後，接踵而來的是判決。這是沒有裁判過程而片面偏頗的判決。某位政治犯在出獄回來之後，被問到收監期間的長短時，表示自己是三年的有期徒刑。「這是當時最便宜的。」他說話的樣子，彷彿只是在談論物價，回答得非常簡潔。這是反映那樣時代狀況、充滿諷刺而意涵深遠的一句話。這位先生只是因為朋友把書寄放在自己這邊，就受到如此判決。如果是說到二十年、三十年的判刑，更是隨手可見而一點也不稀奇，他只被判三年刑期的確可以說是十分僥倖。也有經過四十年刑期出獄的人，總算可以和同樣等待四十年的未婚妻結婚，父親也因此受邀參加婚禮。父親告訴我說，雖然兩個人都已年近花甲，看上去仍十分歡喜。新郎是在即將結婚的前夕被抓走的，然而這還是算幸運的。有些人結束數十年的刑期好不容易回到家，奔入家門後首先呼喚父母的名字，但等待他的只有沉默不語的牌位，類似這樣的例子也並非少數。雙親因為過度擔心而早逝，周遭的人不願讓在監獄中的子女傷心，才會隱瞞如此事情。

 

法庭是   

欺瞞輿論的裝飾品   

生或死 

都是為所欲為

          江槐邨 作

                                             引自《台灣歌壇》第五集

 

 

不管是四十年、五十年也好，只要有保住一條命就還可以回來。然而在那個時代「，死刑」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詞彙，人們隨時都有可能耳聞它的發生。被槍斃而永遠無法回家的人多到如何程度，根據最近發現的報告顯示，關於重大事件的判決，蔣介石會親自過目，但據說他並不滿足於重刑的判決，都會將許多判決改成「死刑」。除此之外，蔣介石也下令必須把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在槍斃之前與之後的相片拿給他過目。當然為數眾多的相片當中也包含女性的身影，而最近舉行的白色恐怖展覽會中，有某位女性犧牲者（丁窈窕）的相片。由於她是在生產後還沒滿月的狀況下就被逮捕，她的嬰兒也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監獄裡和母親一起度過。然而母親在突然就被拖去槍斃的狀況下，無法看自己年幼孩子最後一眼或是道別，便被迫站上刑場、那樣消瘦不堪的槍斃前後的容貌，讓人就連只是看到相片也很難過，感傷更是就此湧上心頭。被逮捕之前的她，據說是圓潤而可愛的一位小姐，也有一位戀人，當然也不是共產黨的黨員。她偶然地知道那位戀人也被關入同一座監獄，便想辦法避開眾人的監視，把自己的指甲與頭髮藏在隱密的地方，並附上信箋囑咐，希望對方能在自己死後把這些物品埋在故鄉的樹根底下。據說她的願望在戀人結束漫長的獄中生活後，才終於得以實現。

   

在你凋落後  

半世紀未了  

誓言至今未成  

汗顏慚愧痴老

                                                     郭振純 作

                             引自短歌研習會二〇〇五年作品集《龍》

   
 

「我想活下去」 

低語二條一項的獄友 

安慰的話語

遍腦海卻未浮現                   

                                         江槐邨 作 

                             引自《台灣歌壇》第五集

 

 

所謂「二條一項」是指「死刑」的判決法令。面對確定無法得救而只能等待槍斃日程來臨的同室難友低聲說著「我想活下去」，被判決三年有期徒刑的他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

 

雖然父親沒有跟我們家人說過，但父親的牢房裡也有這樣的難友。父親會對已經判決要被槍斃的這些人說：「台灣青年的血不可以流在髒衣服上，到時候就穿這件去吧」，然後就把自己全新的白襯衫給對方。這是日後一位受難者的妻子告訴大家的。如此愛護台灣年輕人的父親，在不知自身性命能否有明天的監獄裡，把衣服交給準備赴死的青年時，那些話語裡究竟包涵了什麼樣的心思。父親常對我們說：「進去之前是鐵做的，出來的時候是鋼煉的。」

 

                                                  二〇〇七年八月九日    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