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聲明

塩見俊二理想中的「台灣財經總統」可能擔任「別動隊副隊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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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治平

 

有關前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其回憶錄「帽簷述事」中提及劉明先生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參與「忠義服務隊」以及擔任「別動隊」副隊長一事，我們有以下的聲明﹕

 

首先必須要說明的是，劉明先生在世時，已對這些說法提出駁斥。雖然他的後半生因政治迫害而經濟困趹，但他的喪禮極備哀榮。獨派人士以及「白色恐怖」中受難的統派人士，齊聚一堂，共同推崇他的人格以及對台灣的貢獻。對劉明先生的肯定，可謂是統獨之爭中，難得一見的共識。可見，只要是對他的過去有所認識的人，都不會去相信這種無稽的說法，也不會因此而改變他們對劉明先生一向的敬重。對此，我們深感欣慰，也深以為作他的後代為傲。但今，既有人再問起此事，我們也有責任再一次提出說明，以維護劉明先生的聲譽。

 

１９９４年２月出版，由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主撰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也引述李翼中的說法，即「林頂立為『別動隊』隊長，陳逸松為參謀長，劉明和李清波為副隊長」，但並沒有多加探討，僅以「陳逸松，劉明二人在（二二八）處委會頗活躍，何以會出任『別動隊』職務，擔任逮捕工作？此事頗有蹊蹺。惜資料不全，而兩人事後並未清楚交待此事」作為結論。

 

所謂「資料不全」，應該是表示官方記錄中沒有記載此事吧？而以劉，陳兩人當時的社會地位，出任這樣的職務，絕對不可能沒有民間人士知道。但我們從海內外所收集到有關二二八的書籍以及報告中，也沒有看過這樣的記載。既然官方和非官方的資料中都沒有記錄，李翼中的「獨家報導」便可能是一段「錯誤的記憶」。對此，我們在文章後段有提出更進一步的看法。

 

至於，為什麼劉明先生「事後並未清楚交待此事」呢？因為，行政院研究小組從來不曾拜訪過他，也從未透過任何間接方式來向他詢問此事。劉明先生已於１９９４年因病去世，行政院研究小組未能給他正式回應的機會，即作出結論，我們深感遺憾。不過，我們也寧可相信，研究小組是認為李翼中的說法「頗有蹊蹺」，可信度不夠，因而不作深究（註一）。但我們也要藉此機會指出，研究小組既然知道劉明先生在「二二八處委會中頗為活躍」，便應積極的去採訪他，以收集更多寶貴的資料。而今，失去了這個機會，許多事實真相可能也隨著他的去世而埋入塵土，這實在是台灣歷史的一項損失。

 

其次要說明的是，李翼中在敘述此事時，只是憑他個人的「記憶」，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證據。所以，對劉明先生而言，除了否認之外，事實上也無法去反證一個並不存在說法。因此，事實真相如何，後人也只能去瞭解當時的情況，然後依常理來判斷其可能性。我們認為，只要對劉明先生的為人以及當時他在台灣的社會地位稍作瞭解，就知道他絕對不可能去參與什麼「忠義服務隊」或「別動隊」，李翼中的說法絕對是不正確的。

 

劉明是當時台灣的工商界巨擘，對當時的台灣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振山實業公司」以經營礦業為主，是當時台灣最大的企業之一。所以，終戰後他被推舉出任「煤調會主任委員」。據謝聰敏先生的說法，在當時，這個職務相當於美國的「能源部長」。除了礦業之外，他也擁有水泥，銀行（華南銀行大部分股權），報紙（徵信新聞報，既後來的聯合報）等各種事業。他於１９５０被捕入獄後，他在仁愛路的家被國民黨軍佔據，變成了「國防部示範樂隊」的營地。前保密局組長谷正文將軍在政治受難者公聽會中即指出，「劉先生被捕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太有錢」。

 

但劉明先生並非只是一個有錢的企業家而已。他為人慷慨正直，急公好義，而且滿懷國家民族的觀念。自少年留學日本期間，他即組織學生，參與各種抗日活動。而且也多次此回台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巡回演講，也數次因演講內容的抗日意識太明顯，而被日本警察勒令中止演講（見美麗島雜誌第四期，１９７９／１１）。當國民黨寧漢分裂，蔣介石避難東京時，劉明即組織學生來保護蔣的安全。這也是他後來被控「資匪」被捕後，能免於一死的原因之一。

 

他事業有成後，即從事地方建設，並大力贊助各種教育，文化活動。當時許多文人，畫家，如王白淵，蔡培火，陳澄波，李梅樹，陳慧坤，李石樵，林玉山等等都曾受過他贊助。當時，台灣的文藝界人士常在山水亭聚會。作家王古燻先生（山水亭的經營者王古井的兒子，曾住休士頓，已逝）即常談起，劉明先生未被捕前，每月定期在山水亭辦桌宴請台灣的文藝界人士，並大力贊助如「台陽美術」等活動。劉明先生的長女劉心心女士也記得，當時蔡培火先生每需要資助，便會到振山公司來找她的父親，而錢都是由當時在公司任會計的她經手交給蔡先生。在工商業方面，劉明先生也大力提攜後進。受過他幫助的人，包括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先生。９０年代初，蔡同榮先生（現民進黨立委）剛回國時，想找王永慶來支持他的「全民公投大遊行」，但卻苦無門路。後來也經人指點，多此來找劉明先生，為他引見。

 

此外，譬如在他終戰後立即接辦開南中學，並贊助大同中學及台北市女中(現在的金華國中)等復校，使學生不致因改朝換代而中斷教育，以及後來又出資創辦「延平學院」等事蹟，已經有許多記載，在此不再敘述。但必須要指出的是，正因為這些種種，使劉明先生不但在企業界中舉足輕重，更也極受社會各界的尊敬與愛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許多青年學生認為「處理委員會」沒有擔當，對國民政府有過多的期待，所以組織「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並共推劉明先生擔任「財政顧問」（見二二八官方機密資料，林德龍輯著，陳芳明導讀）。由此也可看出，劉明先生不但具有經濟實力，同時也深受社會青年的信賴。「延平學院」校長朱昭陽先生在其回憶錄中也提到，劉明被捕後，本以「資匪」被判死刑，但有人向保密局長毛人鳳說，「劉明很受台灣人尊敬，判他死刑會失去民心。」毛人鳳才答應再考慮，後來改判十年徒刑。（見朱昭陽回憶錄）

 

從這些概述，就可以瞭解劉明先生當時的身份以及社會地位。這就是為什麼，曾任職台灣總督府的前日本「官房長官」塩見俊二先生在其回憶錄中指出﹕「戰後的台灣若走財經路線，民選的總統必定是劉明先生」。謝聰敏先生在其所撰寫有關劉明先生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及此事。

 

瞭解了這些事實後，我們便要提出反問﹕以劉明先生這樣，深受台灣社會尊重，也被日本人認定足以擔任台灣財經總統的工商業鉅子，會以其身份地位去擔任什麼「忠義服務隊」或「別動隊」副隊長嗎？答案是十分明顯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再則，「忠義服務隊」隊長許德輝後來被國民黨特務林頂立（即所謂的「別動隊」隊長）所吸收，使「忠義服務隊」淪為特務的外圍組織。當時推薦許德輝出任「忠義服務隊」隊長的蔣渭川先生在其回憶錄提到，許德輝在「忠義服務隊」成立前一天特來拜托他推薦，同時也特別表示「明天千萬不能讓劉明發言推薦」。〈見《蔣渭川和他的時代》〉由此可見，劉明先生當時就和這些特務之輩格格不入，而這些特務也處心積慮要將劉明先生這種正直的人物排斥在「處委會」或「自治同盟」之外。如此，劉明先生怎可能再和他們一起參與什麼「忠義服務隊」的工作呢？

 

至於，為什麼李翼中會有這項錯誤的「記憶」呢？我們的推測是﹕其一，國民黨可能是想要利用劉明對青年學生的號召力，來控制社會的反抗，所以計劃將他納入「忠義服務隊」和「別動隊」中。其二，李翼中可能是把劉明先生在日本投降後，為維護社會秩序所組的「義勇糾察隊」和二二八的「忠義服務隊」混為一談了。日本投降後，台灣頓時成為無主之地，日本警察不能再執行任務，許多人擔心會發生暴民事件。所以，劉明先生親自去說服當時在大稻埕一帶，號稱「十二生肖」的角頭大哥們，共同組織「義勇糾察隊」。由劉明出錢來供應他們「工作」和「薪水」，把原有可能變成暴亂的流氓，轉為維護治安的力量。因為這樣，劉明先生也被稱是「義勇糾察隊」的隊長。謝聰敏先生在撰述有關劉明先生的事蹟時，多次提起這件事。史明先生也曾說過，他在日本時曾見過當時「十二生肖」中的「羊」，並聽他談起此事。我們認為，李翼中大概是把「時空混淆」，而發生了「張冠李戴」的錯誤吧？

 

劉明先生一生奉獻台灣，受人愛戴，因為出資贊助左傾的「光明日報」，而被牽連入獄，家產全數被沒收充公（其實是充私），並慘受酷刑虐待。但他出獄後仍不改其志，以八十八歲的高齡仍走上街頭，聲援蔡有全及許曹德的台獨案，甚至因而被鎮暴警察推倒受傷。朱昭陽先生在懷念劉明先生的文章中說道﹕「劉明一生仗義行俠，服務社會，奉獻人群，他是不虛此生了。」（見朱昭陽回憶錄）他這樣的一生，竟然還有人對他作出如此荒謬的誣蔑，實在是令人痛心。身為他子孫，絕對要把這件事情說清楚，講明白。我們不但不容劉明先生的人格遭到污辱，更不許歷史事實被一些毫無根據的「傳言」、「回憶」誤導而失去真相。

 

 

註一﹕

 

蔣渭川先生的孫女高雪惠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中指稱，行政院研究小組不深究所謂「別動隊」一事，是因為「其後代仍居於顯赫的地位」。我們認為這種說法不但荒謬，而且根本是顛倒黑白。蔣渭川先生於二二八事件後出任「內政部常務次長」，而劉明先生卻遭清算入獄，家產全被沒收。劉明先生出獄後，長期遭到監控迫害，事業一籌莫展，以至家計困頓。雖然如此，但他仍不改其志。他的子女以及孫輩，無一人加入國民黨，更別說是「居於顯赫的地位」。非但如此，連論及婚嫁也將「台灣意識」列入重要的考量因素。所以，劉明先生的後人，無一不是過去的台灣反對運動的支持者。筆者更因在海外留學期間支持台灣獨立運動，而九年不能回家。所以，所謂「其後代仍居於顯赫的地位」不但是顛倒黑白，更是對我們家族的污辱。蔣渭川先生的後人力圖為其蔣渭川洗清「台奸」之污名的心理，我們可以瞭解，也樂見其成。但在為自己平反的同時，卻又惡意誣蔑他人的作法，我們深感不齒。對於蔣渭川家人在書中的言論，我們保留追訴權。

 

2001/10/5  於密西根